吴潜(南宋中晚期名臣)

吴潜(1195年—1262年)字毅夫,号履斋,原籍宣州宁国(今属安徽),出生于浙江德清新市镇。南宋官员,诗人。景定三年(1262年),为贾似道党羽下毒害死,享年六十八岁。德祐元年(1275年),获得平反,次年追赠少师。

宋宁宗嘉定十年(1217年),吴潜举进士第一,授承事郎,迁江东安抚留守。理宗淳祐十一年(1251年),为参知政事,拜右丞相兼枢密使,封崇国公。开庆元年(1259年),元兵南侵攻鄂州,被任为左丞相,封庆国公,后改许国公。

本 名:吴潜
字 号:字毅夫;号履斋
所处时代:南宋
民族族群:汉族
出生地:浙江德清新市镇
出生日期:1195年
逝世日期:1262年
主要作品:《履斋遗集》《履斋诗余》等
官 职:左丞相兼枢密使
封 爵:许国公
追 赠:少师
主要成就:民族英雄、水利专家、南宋重要词人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经历

吴潜原籍宣州宁国(今属安徽),于宋宁宗庆元元年(1195年)生于德清新市(今属浙江)。他自幼聪慧过人,才华出众,其诗文书法闻名乡里。父亲吴柔胜为当时大儒,但庆元三年(1197年)在韩侂胄的策划下,发生了庆元党禁,朝廷将所谓伪学逆党之人籍记成簿,这其中就有吴柔胜。加之御史汤硕弹劾他在浙东任官时擅放田租,且主张朱熹理学,于是被罢官。自此,吴柔胜无心仕途,转而在家升馆授徒,把精力放在儿子的教育上。除了自己的悉心教导,更为儿子遍访名师,当时临川人邹斌负胜名,吴柔胜便让两个儿子吴渊、吴潜前往拜他为师,邹斌是陆象山的徒弟,博记敏识。吴潜既有家学渊源,又得名师指点,使他很早就有了士大夫所应该具备的文化素养。

平步青云

宋宁宗嘉定九年(1216年),吴潜参加了省试。嘉定十年(1217年)二月,省试结果公布,吴潜榜上有名。按照规定,由礼部奏名朝廷,参加殿试。这一年的殿试于五月在临安的集英殿举行。按照规定,主考官批完试卷,取前十名的卷子,由宰臣复审,最后呈送御前。吴潜的卷子送到宋宁宗手中,宁宗阅后,亲自把吴潜的卷子擢为第一,为状元,旋即被授予承事郎一职,签镇东军节度判官。

嘉定十七年(1224年)五月二十一日,其父吴柔胜逝世。冬十一月,吴潜葬父于长安乡宋山石冈(今为宣州区新田镇境内劳山),居家丁父忧。

宋理宗宝庆二年(1226年)十一月,吴潜丁父忧期满,起任秘书省正字,负责典司图籍。他整日埋头于文山书海之中,忙于整理、校正书籍。吴潜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,因此赢得了同僚们的普遍赞誉。他也于绍定元年(1228年)升任校书郎。

绍定二年(1229年),吴潜开始了正式的行政生涯,添差通判嘉兴府,代理嘉兴府事。在嘉兴近一个月的时间里,他关爱百姓,修建养济院以供贫苦流民,政绩斐然。很快,吴潜转任朝散郎。同年,吴潜升任知平江府。

上书直言

绍定四年(1231年),吴潜受召返京任尚右郎官。京城临安(今杭州)发生火灾,大批百姓流离失所。面对此情此景,他并没有一味哀叹,而是很快透过灾患找寻根本的致灾缘由。吴潜上疏,劝理宗要严于律己,亲贤远奸,才能挽回天意,消弭灾祸。同时上书给当时的丞相史弥远,提出正君心,缩减俸禄,赈灾救民,重用老成廉洁之人,用良将以御外患,革除吏政弊端等六条建议。次年,吴潜担任吏部员外郎,后改任太府少卿、淮西总领。

绍定六年(1233年) 初,史弥远病死,理宗亲政。蒙古南宋联兵夹击金朝,朝臣一致认为应当借机光复故都汴京,而吴潜上疏劝告当权者不可轻易用事,指出金人一旦灭亡,北方将直接面临蒙古,所以应当保持议和的表象,实际上严防戒备,并随时准备作战。但朝廷对吴潜的意见不予采纳。吴潜之后又上疏:“朝廷有四大要务:“拱卫蜀地,加固荆襄,增强江防,预备海军。”因议政卓有见识,吴潜被授予直宝章阁、浙东提举常平,他推辞不赴任,不久改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,实录检讨,很快又升太府卿兼任沿江制置、建康知府、江东安抚留守。

端平元年(1234年)四月,理宗欲进兵中原,收复河南故地,朝臣们为“收复三京,据关守河”的方案争论不休。乔行简认为出师河南“不担忧出师无功,只担忧事力不继”。吴潜则上书对收复河南的利与弊进行详细分析,希望理宗量力而行,他认为:“一旦合兵攻金,中原大地又将是生灵涂炭,朝廷得到的不过也只是被战争摧毁过的荒城废墟,而中原的百姓苦不堪言。夺取中原即使容易,固守和管理也很困难。平原易攻难守,驻城军队的粮草和辎重补给随时可能被切断,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,民众又饱受折磨,易激起民变,导致盗贼流行。”,反对轻易用兵。但理宗一意孤行,派兵进入中原故地,史称“端平入洛”,后果如吴潜所料,宋兵溃败。

不久,吴潜又应诏上陈九事:顺应天命,不荒废国政;立太子以永固国本;笃信理学人伦,不付国政于外戚;匡正学术风气,大力扶植理学;广纳人才;体恤民众,减轻赋税,偃息土木;吸收之前边防屡屡失守的教训,重振军威;改革币制,避免通货膨胀;肃清盗贼,保障社会治安。因直论太过,吴潜得罪了当时的丞相郑清之,所以不久就遭到弹劾,改秘阁修撰并罢奉千秋鸿禧祠。九月,吴潜出任江西转运副使,兼知隆兴府主管,江西安抚使。之后又擢太常少卿,知镇江府事。吴潜奏请减小斛斗的容量,减免租税,让民休生养息等十五事。十月后,吴潜历任右文殿修撰、集英殿修撰、枢密都承旨、督府参谋官、太平州知州等着职。也许是由于之前的直言上谏反而遭贬,让吴潜萌生退隐的念头,他五次上书请辞,都未能得到允许。

端平二年(1235年),丞相郑清之提出用“计亩纳会”的方法回收会子,即凡有田者均按一亩田一贯会的比例交纳。袁甫建议朝廷只向官户和寺观征会。吴潜连奏急疏反对征大户,他说这一方法是“剜心肉以救眼创,拨根本以扶枝叶”,纵然纸币可以升值,但是大户官家和寺观也会因为经济损失而对朝廷不满,加深了阶级矛盾。同时他还分析仅靠“计亩纳会”无济于事。“朝廷印造不已,奸民伪造不已,铜钱漏泄不已。不过几年,弊将如初”。端同年,窝阔台汗派三路大军攻宋,对军事重地襄阳形成一个包围圈。吴潜已预到形式的严峻性,他以督府参谋官的身份向理宗写了篇长疏《论和战成败大计,襄宜急救,备不可缺》主要指出襄阳危在旦夕,根据以往的经验,双方和议就指日可待,而求和则遗害无穷,所以他反对议和,建议朝廷大力支持魏了翁督府。

宦海沉浮

端平三年(1236年)正月,吴潜至釆石谒见正在督师京湖兵马的签书枢密院事魏了翁。魏了翁有感于吴潜的才能,上奏请求让吴潜暂时留在幕府,协助自己。二月,魏了翁奏请得以通过,吴潜转赴九江,留在魏了翁的幕府参谋军事。三月,吴潜进京面见理宗述职,被任为工部侍郎、江州知州,推辞不赴任,仍回太平州。又因理宗之子早逝,国无储君,吴潜上奏请理宗养宗室子弟为子,从而稳定人心。

嘉熙元年(1237年)正月,吴潜代理兵部侍郎并兼检正。这年夏,吴潜奏请急救襄阳,认为“襄事危则和有兆,和成则国事去矣”,力求抵抗,反对议和。又要求朝廷须大力支持督府,督府无可寄治而设浔阳,浔阳昔重今轻,建议“会兵黄州,开府于鄂,进师江陵,示以形势,压以声威。”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合理建议,致使蒙古军突破京湖防线,攻克襄阳,湖北九郡相继陷落,蒙古军直逼江陵(今湖北沙市) ,饮马长江。吴潜随之组织义军,夜渡长江,协同攻击蒙古军,蒙古军只得引兵北还。八月二十九日,试工部侍郎知庆元府,兼沿海制置使,后改任知平江府,在任平江期间,上奏请兵部调拨粮款,派遣福建民船,招募精兵,防守江海要塞。

嘉熙二年(1238年)正月,与吴文英同游沧浪亭。后因与两浙转运判官王埜争论利害,授宝谟阁待制,提举太平兴国宫,后改任玉隆万寿宫。六月,知太平州、措置采石江防、淮东总领财赋,提出国家财力要“放水养鱼”,反对竭泽而渔。八月二十四日,代理户部侍郎,知镇江府。任内提出要团结江淮民众就要用知晓地情者,在宋蒙交界,组织民丁壮兵进攻蒙军营寨屡屡获胜;在浙江沿海地区,调度屯边水兵,积极应对倭船行动;在嘉兴,吴潜严禁私铸铜钱流通,并积极以官铸铜钱收兑贬值交子,限制发行额,屡获成效。

嘉熙三年(1239年)春,吴潜渡江与赵葵踏青于瓜洲。三月,改宝谟阁直学士,兼浙西大提点坑治;五月,被任为兵部尚书、浙西制置使,知镇江府。后授敷文阁直学士,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。吴潜在该任上,兴办学校,培养人才;开河筑坝,兴修水利;设置“永丰仓”,救济灾民,赡养孤寡老人,改善民众医疗卫生条件;制定“舟戍法”设关御寇。短短几年,政绩斐然,庆元百姓勒碑纪念。

淳祐元年(1241年), 吴潜进工部尚书,改吏部尚书兼知临安府事。他再三推辞,理宗不允。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,吴潜作成《论语衍究》,奉旨进献给理宗批阅。

淳祐二年(1242年),吴潜再次建议在皇室近族中慎选太子,及早培养,以安人心。理宗欣然采纳,让吴潜兼侍读经筵,授华文阁学士、知建宁府,吴潜不赴任。台臣言吴潜在建宁府有三罪,于是理宗下诏夺职,发落吴潜为提举南京鸿庆宫,遂请致仕,结果未获准。

淳祐四年(1243年),吴潜再次提举玉隆万寿宫。七月,丁母忧。

淳祐六年(1245年),吴潜服除,转中大夫,任兵部尚书兼侍读。后转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。改端明殿学士,签书枢密院事,进封金陵侯。

拜相掌权

淳祐九年(1249年)十二月,吴潜拜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,开始参与朝中最高机务。理宗召对,吴潜表明了治理国家的殷切希望:“国家不可能无弊,就象人不可能无病一样。现在国家的问题,连庸臣也会被警醒。希望陛下真诚重用元老,视之为医师,集思广益,使我等臣辈能有机会施展牛溲马勃(药名)一样的微薄力量,以此方不辱您的知人之用。”

淳祐十一年(1251年)十一月,郑清之去世后,为防范独相权力过度膨胀导致专政,朝廷任命谢方叔为左相、吴潜为右相,但两个丞相之间权责不明,遇事推诿,为争权夺势往往出现分朋植党的情况。这都让理宗不得不对谢、吴二人并相有所担心,故而以御笔告诫谢、吴二相:“现在我一起任用你们两个为相,是采纳了士绅的公言,顺应了内外朝的要求,你们二人切勿徇私、枉法,不能因为宾客交斗,遂成党与,不可不戒。”他告诫谢、吴二人及其他宰执,不要出现朋党交争的情况。时隔不久,在宰执的职责划分上,就透露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。

淳祐十二年(1252年)正月,仅上任两个月的吴潜推辞整顿楮币的任务,奏请让谢方叔总管此事,徐清叟、董槐协助,而他自己只管跑腿做事,不负其责。在吴潜四次乞解机政而不被允许的情况下,谢、吴二人的矛盾终于因言官弹劾而明朗化。

宝祐元年(1253年)正月,萧泰来上疏论吴潜十罪,比王安石有过之而不及,于是吴潜罢相。不久,“李伯玉劾萧泰来附谢方叔伤残善类”。但李伯玉弹劾萧、谢非但没有成功,反倒使自己和吴潜被罢免。

治理庆元

宝祐元年到三年(1253年—1255年),吴潜居宣城响山,种竹筑堂,吟咏自适,与词人刘震孙相唱和。

宝祐四年(1256年)春,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、知庆元府。吴潜在庆元(今浙江宁波)三年,勤政爱民,兴修水利。在担任沿江制置时,订立了《义船法》,广征民间船舶充作战船。在担任浙东制置使时修洪水湾塘三坝,外泄江潮,内增官池蓄水,为阻隔江河之巨防,成为它山堰的重要配套工程。另修“吴公塘”、大西坝、北郭碶、澄浪堰等水利工程,惠泽万民。 [20]  同时吴潜采取措施,使地方财政大幅增加,对贫苦百姓,吴潜为之输纳赋税,“又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,代民输帛,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”,减轻人民的痛苦。他还保障军队供给、百姓生活,使军民团结一心,地方风气趋于稳定,使原本民生凋弊的庆元府从府政捉襟见肘的落后面貌中走出,并纠正了乡民哄抢的风气,鼓励游手好闲者改业务农,这段时间的政绩大体被记载于《宝庆四明续志》。吴潜在庆元为政期间,除大力修路建桥、兴修水利外,还创建或修复了老香堂、苍云堂、生明轩、占春亭、逸老堂等以供闲暇观景、修养身心。吴潜日坐其间静观万物,俯仰夷犹。

临危受命

开庆元年(1259年)十月,蒙古军进攻武汉,京师震动,丁大全罢相。危难之际,宋理宗起用吴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,进封庆国公。面对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,吴潜忧心如焚,再次陈述“畏天命,结民心,进贤才,通下情”之必要,言:“臣年将七十,捐躯致命,所不敢辞。”吴潜上任后对蒙古主张加强战备。其时蒙古军兵分三路进犯京城临安(今杭州),朝中一片惊慌失措,而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向理宗奏本,荒唐地主张迁都四明(今浙江宁海)。在此紧急关头,吴潜面见理宗,极力谏阻:銮舆一出,民心将失,国家亦无望,臣恐生灵将遭涂炭。理宗权衡利弊,总算听从吴潜谏言,暂时保存了南宋半壁江山。十一月,理宗以蒙古军大举入侵为由下令在朝文武官各陈所见,以决处置之宜。该月,根据当前的紧张局势,吴潜命贾似道移军于黄州。黄州正当军事要冲,直接经常与蒙古军正面接触,这本来是为了加强防务,贾似道却认为是吴潜排挤他,心中怨恨吴潜,伺机报复。

景定元年(1260年)三月十四日,吴潜具奏四事,慷慨陈词,论国家安危理乱之原与君子小人之界限:“近年公道暗淡,私意横流,天下缺少仁德贤士,世人节操败坏,忠嘉绝响,谀佞成风,上天震怒而陛下却不知道,人民愤怒而陛下却不能察觉,如果事情继续发展终将酿成战争,成为社稷的忧患。”敦促帝王“垂青日月之明,不让小人汇聚,从而祸害善类”,并且认为高铸等人与丁大全朋比为奸,萧泰来、沈炎等结党营私、攻讦诋毁使得国事日非,上书乞求丁大全致仕,沈炎等与祠,高铸羁管州军,“遂挽救天下颓势,使大乱渐定,小祸向安”。却没能得到理宗的重视,反而受到在御史台还有相当势力的丁大全同党的忌恨。

此时在立太子的问题上,吴潜又得罪了理宗。理宗欲立忠王赵禥为太子。赵禥先天发育不良,生来手脚软弱。吴潜对理宗的这一举措持反对意见,上密奏说“臣无弥远之材,忠王无陛下之福”,明确的反对立赵禥为皇太子。此举既违背了皇帝的意志,又触痛了当年理宗靠史弥远被选入宫、矫诏废掉太子赵竑而嗣皇位的伤疤。因此,理宗对吴潜非常气恼。再加上“开庆之役”中,由于军情紧急,吴潜自知责任重大,遇事往往先斩后奏。理宗已有大权旁落的不快之感。尤其蒙军渡过长江时,理宗向吴潜问策,吴潜认为理宗应暂离临安,自己“死守于此”。可是理宗却误认为他想当张邦昌,有同张邦昌僭越皇权、做傀儡的不轨之心。等蒙军北撤以后,理宗对群臣说:“吴潜几次误朕”。

三月底,贾似道在黄州相持已久,既不布防,也不出战,私下向蒙古人屈膝求和,使其退兵。在鄂州失守的情况下,贾似道谎称鄂州解围,并向理宗邀功请赏。骗取了理宗的信任后,贾似道献策理宗让吴潜赴黄州作战。吴潜明知败局已定,仍临危受命,并对手下说:“我年近七十,鬓发如霜,让我上前线捐躯致命,也在所不辞,感到痛心的是元兵压境,宋朝危在旦夕!”

谗死循州

自吴潜拜相后,贾似道便屡进谗言加害吴潜,他借机向理宗献谗言说:有童谣云“大蜈蚣、小蜈蚣,尽是人间业毒虫。夤缘攀附有百足,若使飞天能食龙”。理宗听信传言,心存忌惮,贾似道迎合帝意,又令侍御史沈炎以“忠王之立,人心所属,潜独不然,章汝钧对馆职策,乞为济邸立后,潜乐闻其论,授汝钧正字,奸谋叵测。请速召贾似道正位鼎轴”为由弹劾吴潜,沈炎正因遭吴潜的论劾而心怀不满,所以借机大肆报复,罗织罪状,并重提吴潜想立济王的陈年旧事,惹怒理宗。景定元年(1260年),在权相和台谏的共同攻击下,再相半年的吴潜被贬谪到循州(今广东省惠阳县)。

吴潜被贬,贾似道仍不解恨,必欲置其于死地。第二年,贾似道派心腹刘宗申为循州知州,并遣命杀死吴潜。景定三年(1262年)正月,理宗下诏吴潜党人,永不录用。五月,刘宗申假意设宴为吴潜庆生。吴潜不知是计,喝了刘宗申的毒酒,肝胆欲碎,痛苦万分,最终强忍病痛,端坐而死。

德祐元年(1275年),宋恭帝赵显为吴潜昭雪,追复原官。次年,太府卿柳岳请赐谥吴潜,恭帝特赐谥为“少师”。

主要影响

政治

· 重用人才

吴潜向来爱惜人才,注重官员的任用。在选拔人才方面,首先,重视人才的平时储备。在重地要区预蓄人才,以备患事“无仓卒乏才之叹,亦无缓慢不及事之忧”。其次,注重对人才的广泛搜取,不限地域,至公四达。不拘荆、淮、湖、广,不止闽、浙、江左,使一方各有所进之士。第三,主张任人唯贤。人才是各行各业的,国家设官分职,以待贤能。吴潜认为,“大者道德器识,其次明察惠和,其次方略果敢;小者刑狱钱谷,岂可专取文艺之人?”应“备百官,济万事”,各有所长,各取所需,以益于公家。在科举取士鲜得实学的情况下,吴潜认为既然如此,不如实行类似乡举里选的方法,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、读书讲义之人当中选拔人才,不要仅局限于一个人的笔墨文章。他对当时的人才状况有清醒的认识,表示了不拘一格用人的思想。吴潜为右相时曾引用高斯得,他们既非腹心之交,也非金石之友,只因听说高斯得为浙东刑狱使时敢于弹劾嫡亲党而心生敬佩。这与贾似道任人唯亲的做法有天壤之别。

· 兴办慈善

吴潜非常看重“孝悌”。并且还身体力行,乐善好施,全力开展慈善事业,广泛宣传孝悌之道。“之道,光于万世,其要非他,孝悌而已……孝悌积而三纲五常立,三纲五常立而天下定矣……孝悌之至,通于神明。臣以为慰天人之心,延国家之祚,消夷狄盗贼诸变,其机端在于此。”南宋时,由于中央推行的慈善事业的萎缩,地方慈善事业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,大量的地方官员参与或创办慈善机构。这些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拨调,管理运作系统还是由政府一手包办。一旦官员调任离职,慈善机构能否维持下去就取决于继任官员是否重视。

绍定二年(1229年),吴潜添差通判嘉兴府,前任知府岳珂曾想建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,结果由于经费极缺而作罢。吴潜上任后,多方筹备,扩田纳粮,办起了养老院,让无依无靠的老人颐养天年。宝祐四年(1256年),吴潜授沿江制置大使、庆元府通判。到任后,吴潜“条具久远之计禀告朝廷,皆奏准颁行”。府治宁波人多物阜,却仅有养济院三数间,吴潜到任时已废为马厩,“不惟实亡,名亦亡矣”。再加上朝廷严禁常平司擅自发放赈济粮饷,即使有所发放,也是“受济的人本就少,而鳏寡孤独中得到赡养的又更少”。吴潜刚一到任就合并废弃的酒务所,略加修葺,又增建一些屋舍,共一百零五间创成广惠院,汇聚城内外三百位流民长期居住。为了让广惠院长久发挥作用,其所需开支不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的调拨,往往在不影响地方财政运作的前提下,吴潜向地方政府寻找经济援助。“请求朝廷调拨淘湖米千硕;在郡中又增置田租,且每年划拨四万贯铜钱充当费用。”他还特别强调广惠院“所费皆不取于郡之经常”。从此“穷州陋邑犹有所谓居安、安济之所”,吴潜心里颇感安慰。随后便请求朝廷把此项政策变为“永制”,泽被后世。

军事

· 海防

唐宋时期,一方面有日本、高丽的商贾乘船而来,在东海一带进行商品贩卖。另一方面,特别在宋朝后期,来自日本、高丽的海盗就已对东海边防构成了威胁。南宋时,任沿江制置的吴潜,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。

面对南宋后期倭寇猖獗的形势,吴潜首次提出“义船法”,统一处理民船编制单位,方便沿江制置使调度,更好的应对倭寇,并将民船与百姓的收入来源直接挂钩,兼顾民生,一举两得。他命令明(宁波)、温(温州)、台(台州)三州所属的每个县,推选出本地有财力的人,来主持摊派船只。按乡都的宽广决定征发船只的多少,“如果一个县每年调三艘船,而登记的船主有五六十家,就由这五六十家共同置办六条船来,均钱备船。交出其中三艘供征调,余下三艘为百姓赚钱谋利;其他没有任务的船,就让船主们维修保养,以供来年征调。”凡是用于征调的船只都烙上统一的标记,按时调用。被抽调的船只停靠在江边,不定期地轮番下海巡逻警卫。于是“有船者没有逃避的理由,无船者没有被强制征调的顾虑,断绝贪官污吏利用模糊政策贪污克扣的隐患,消除沿海居民倾家荡产的担忧,人心安定,天险稳固,边海之人莫不欣然听从。”船主们为了保护乡里,争着拿出自家的大船来听凭调遣,并择日在三江口集合兵船、民船一起检阅,整个海域因此平安无事。同时,吴潜设定水军的“海上十二铺”,构成一个海上长城,对来自倭、丽(高丽)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。面对这样的“军民联防”,明朝冯梦龙给予极高评价:“海上如此联络布置,使鲸波蛟穴之地,如在几席,呼吸相通,何寇之敢乘?”

· 抗蒙

吴潜根据蒙宋双方军事形势,在军事上提出精确的意见。“窃见金人既灭,我遂与彼为邻。法当以和为形,以守为实,以战为应。”这是他对外军事政策的纲领。即修战备而取守势,静观其变,相机进取。和不可恃,所以只能以之为形;无力进取,不得不实取守势;战不可免,又必须敢于抗战才能达到和守的目的,所以要随时做好准备,当战则战。这与投降派平时无备,临战溃逃,一昧求和,苟且偷安大有区别。

在备战时期,吴潜对当时的宋蒙金形势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,因此他充分发挥“以和为形,以守为实,以战为应”的战略思想,对蒙古主张以防替和:第一,吴潜主张用“以守为实”的方针补充兵力,他指出从潼关到清河的防线上,需要15万精兵才可防守,“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”。第二,吴潜强调补给顺畅和控制交通要塞的重要性,他认为守城必先有粮。而荆襄连年饥荒,民不堪命,即使有粮,运输也是一大难题。因为汴河已失修百年,水运不通;陆运难于登天。第三,吴潜还在大的纵深战略上分析了蒙古进退的可能性,指出蒙古于情于理都不会真正撤兵,因此南宋方面决不能以表面和平而懈怠战况,并坚持用“以和为形”来为宋军的军备调度做好铺垫。他还识破蒙古撤军的圈套,进军河南则会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。而急于建功立业的理宗不顾实情,冒然发动战争,结果一败涂地。南宋从此在对蒙战略上采取闭关守境的方针,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御。在总结教训时,吴潜分析“苟不谨重,而轻于一发,由轻得败,由败得畏,由畏得亡”。这一观点和杜范“端平失于轻动” [33-34]  是一致的,他认为是主政者的轻举妄动、急功冒进导致了战争的失败,可见吴潜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和中肯。

在战争初期,蒙古大兵压境,吴潜提出“会兵黄州,勒兵而进,开府于鄂,进师江陵。示以形势,压以声威。”吴潜的进军策略主要是以声势压迫蒙军撤退,这就体现了他“以守为实,以战为应,兵不可轻用”的防御措施,并且他还注意到了瘟疫的节令性,提出以守来制造时间。他计划中的救襄路线和蒙军的进攻路线基本一致,但由于朝廷拯援不力,导致“北军”叛乱。次年,襄阳城被攻克,蒙军长驱直入,进逼江陵(今湖北沙市)。面对即定形势,吴潜只好退而求其次,立即给左相郑清之写札子,论说在京西既失的倩况下,应当招收京淮地区的丁壮,组成精兵,保卫江西,防止蒙古军将东西中战区连成一片,这样南宋方将全面失守。

南宋在荆湖战场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后,蒙古东路军在向两淮地区发起猛烈进攻。吴潜先后写了六道奏疏,分别论述他的“防江之算”。首先是招兵买马,利用流民,重用良将,论功行赏。有功不赏有罪不罚,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。所以朝廷要论功行赏,轻重先后贵在得宜,让全军上下莫不感激思奋。这是博取人心,招徕俊杰,激昂战功,保全边境的第一要义。其次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。“与其分兵力于贼已去之滁,孰若合兵力于吾必争之真?”三是合并荆湖南路、北路为一司,由孟珙统一部署,着重防御上流,“盖上流存则国存,上流破则国破”。 [36]  吴潜指出蒙军一旦打开川东门户,便可顺江东下,直抵临安。在孟珙提出的“上流备御宜为三层藩篱”的防御方案中也是将四川、京湖两大战区连为一片,互相应援,增强抗敌实力。

经济

吴潜多次总领地方财赋,统管一方经济,对国家的财政形势和经济措施颇有见地。尤其是整顿楮币(纸币)方面,建议策略行之有效,多次得到理宗的赞赏,以至淳祐末年提为右相“专任救楮之责”。理宗亲政当年,下诏求直言,任太府卿总领淮西财赋的吴潜就率先提出改革楮币的建议。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纸币贬值,物价上涨对国家的危害,提出了纸币是国家命脉的观点。当时金朝灭亡,由于金的纸币泛滥比南宋还要严重,所以吴潜认为金国内恶性的楮币贬值、通货膨胀等经济形势亦是其灭亡重要原因。他希望理宗能以此为鉴,避免重蹈覆辙。

纸币发行过多,为保持收支平衡,必须收回一部分。朝廷采取用金银、官诰、度牒交换以回收旧币的方法,在吴潜看来不能解决问题。他反对用金银回收纸币,他认为财政不平衡,纸币发行数量大,政府所贮存的金银有限,不足以维持兑现;度牒发放会导致游手好闲的人口增加,进而影响到社会生产和国家税收;官诰发放会败坏国家吏治。所以吴潜提出 “用商贾品搭盐钞回收旧楮”,由于这一方法没有时间限制,旧楮回收效果不大。同时新会子印造无数,即出即贬,这样导致物价腾跃,比之前更加严重。所以吴潜认为应在规定时间内,令商人用盐钞买盐时必须搭上一定量的旧会子,这样不出数月,旧会即退出市面,新会子自可流通,物价自然降落。吴潜想通过对商人的搜刮来减少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数量,很明显这侵犯了商人利益。商人高价卖盐后,定会提高盐价,把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,最终仍是民困国乏。

后期吴潜抓住了治理纸币的关键,即考虑对“和籴”的影响。“以朝廷和籴言之,则可以宽国计;以阎闾日籴言之,则可以宽民生。”和籴是由朝廷拨付本钱,高于市场价收买农民的剩余粮草,目的是保证边防军需和京官俸禄,有时还可平衡物价、避免谷贱伤农。但当时“和籴”已成为变相的赋税。强制籴买,无偿加耗,籴本不用现钱,而用会子、官诰、度牒等,由于通货膨胀,货币贬值,这些东西犹如空头支票。而朝廷为了回收旧会,无限制印造新会,发放官诰、度牒。愈造愈贬,愈贬愈造,结果楮币回收了了,物价却上涨不少。“吴潜认为“和籴”无法罢除的情况下,朝廷实施的救楮政策最要考虑到对“和籴”的负面影响,减少对其本质的破坏,这也不失为上策。但是在政治腐败,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,他的建议很难实现。

水利

在宁波主政时,吴潜秉承“渠田相生”的思想,指出水利和农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,因此他非常关注水利对农业的影响。当时鄞江流经慈溪县的夹田桥,由于民田阻隔,江水无法畅通,以致于大旱之年,下游农田无点滴之溉;涝灾肆虐时,不仅上游变成一片泽国,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下游的广大区域。为解决此种情形,吴潜自筹钱款买下民田,召集人马疏通河道,将其命名为“管山河”。吴潜还提倡“水闸一体”,将管山河延伸到控水大坝——茅针碶。保证河水就畅通无阻,另外又有水闸控制着排洪或蓄水,从此害河变成益河。

吴潜还非常注重水利系统化的建设,将全郡的水道、水闸、水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与联通。吴潜在今鄞江镇东首,它山堰附近,修筑“洪水湾塘”,接着又修砌“吴公塘”,长3660丈(约合12.2公里),方便泄洪排水。吴潜重建宁波鄞西高桥,减小水势并联通交通。并全面整治碶闸堰坝:南乡陈婆渡建楝木碶;西北高桥乡建大西坝、筑北郭碶;府城南门奉化江北岸,重建澄浪堰。其中大西坝、北郭碶、澄浪堰等水利设施,均直接沟通月湖水系,用作阻咸蓄淡、泄洪排涝及船舶交通。

吴潜还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即水则亭,解决了提前开闸会浪费水资源、延缓泄洪又可能造成水灾的问题。吴潜根据城外、城内河流沟通和水面应在同一平面的事实,颁布了“平水”测量法。他建立了全城统一的“水则”(水位标准)标识——建立“水则亭”,亭中立水则碑,碑上镌刻“平”字水位警戒线,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,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。并在标示正常水位;并颁布政令,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以“平”字的淹没,作为开闭闸的标准,水没平时,起闸泄水。从此,地方长官可以方便的测算出各处水情,一看警戒线,就可下令开合水闸。这三条线,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。

文学

吴潜是南宋词坛的重要词人。词风激昂凄劲,题材广泛,主要是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,也常吐露个人理想受压抑的悲愤。“报国无门空自怨,济时有策从谁吐?”(《满江红·送李御带珙》)是他壮志未酬的自我写照。吴潜也能诗,多为纪游、即事之作,有的也抒发“丈夫勋业在安边”(《送曾阿宜往戍》)的抗敌抱负。

· 写景词

吴潜的写景之词中比较著名的有《满江红·豫章滕王阁》,该词作于淳祐七年(1247年)春夏,吴潜遭罢,改任福建安抚使,前往福州道经南昌时所作。“万里西风,吹我上、滕王高阁。”起笔着题,“万里”用得极有气势,“吹”极为生动,写出了登临高阁时的兴致。上阙景物写得重点突出、层次分明,又处处映照着《滕王阁序》,融通今古,拉长视野。这段景物描写明显地浸染着作者的情绪,如“征帆木未”就包含着前途渺茫之感,而“今犹昨”则蕴含着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,并且引出下片的抒怀。下面由近及远,回首往事。“岁月无多人易老,乾坤虽大愁难着。”他已入老境,有志难伸,而社稷颠危、国难深重。以固态体积状愁,既给人以形之大、又给人以质之重的感觉,想象奇特。上面都是登高临景惹起的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慨叹,由此抒发出的郁闷不平之气,亦是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。“向黄昏、断送客魂消,城头角。”结句哀思绵绵,刚柔相济,益显其沉痛悲郁。自王勃大作问世以来,吴潜此作未与时消没而留存至今,除了其写景的精要、生动、清畅外,就因为它真实地抒写了一个失意政治家的人生悲感和忧愤。仅就抒情写怀而言,该词也是沉郁动人的。

· 送别词

送别词中,《满江红·送李御带珙》尤为感人。词的开头即问友人李珙何以辞官,可见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, 牵动肚肠的也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。可是下文却没有回答。而是写李珙辞官后的逍遥生活。作者有意引而不发,使人感到飘逸的表象下隐藏着别种意绪。“报国无门空自怨,济时有策从谁吐?”用问句表达出来,其中含有无奈、落寞、怨恨、孤独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。“拚一醉,留君住。歌一曲,送君路。”才是送别之题。“遍江南江北,欲归何处?”一为问询,一为慨叹,即罢官之后很可能“无所于归”,其中的关切、忧虑表露无遗。这与下面的情绪表现又紧相联贯。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,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理解、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,同时也对朝廷的昏聩表示了强烈愤慨。这些情绪有层次的推进,几个问句显示了推进节奏,结句达到了高潮。从全词不难看出,作者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,寄予了个人的身世感慨,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报国无门,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。

· 游乐词

游乐词代表作有《满江红·金陵乌衣园》,为吴潜在建康(今南京)任淮西财赋总领时所写。开篇把一切写得十分美好。后文笔锋一转,“问江南池馆有谁来?江南客。”这里运用乐景写哀的反衬写法,由于仕宦的不如意,再加上其兄吴渊的投散,自然会产生郁郁不得志的心理。下片转入怀古:“乌衣巷,今犹昔。乌衣事,今难觅。”两句以“乌衣”并提,但巷犹昔,事难觅,对比十分鲜明。“但年年燕子,晚烟斜日。”吴潜的今昔之感借化用了刘锡《乌衣巷》中的燕子作了具体呈现。但刘诗旨在奚落、讽刺,吴潜用于是景仰、怀念。下面吴潜由历史沉思回答自身:“抖擞一春尘土债,悲凉万古英雄迹。”“尘土债”指自己和其兄的官务、宦情。“尘土债”与“英雄迹”对照,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、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;“英雄”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,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。至此,吴潜游园所触发的深层意识才终于显现出来。“且芳尊随分趁芳时,休虚掷。”照例应景之意。本来这赏春宴游在他看来就是“虚掷”的表现—— 虚度了光阴,蹉跎了志业,可他却说这样才不虚掷,这是激愤的反语。更显沉郁。全词线索分明:由写景开始,欢乐之景衬托出心中郁闷之深;然后怀古,由历史之事引出个人身世的慨叹,可以说写景和怀古都是为写人服务的,而且结合得非常贴切。

历史评价

宋代

宋理宗:①、备竭勤劳,高节可尚。②、天资忠亮、问学渊深,负经方致远之才,抱博古通今之蕴。指陈谠论,既有批鳞补衮之风;措置时宜,尤著沥胆洗心之策,如兹贤哲泽被苍生。

谢枋得:履斋强为善,有大庇天下寒士心,固无愧家学出正肃之门如徐意一者。好贤乐善,慈惠恢廓之风,犹有传也,恃此有祷。寒饥之不恤,时时抽先朝知名士诗卷示仆,蕲一辞湔濯尾鬣,或可增价于唐肆。嗟乎!东门种瓜,南山射虎,涂人皆得以躏跞,岂能为其先容哉!士穷易为德,斗升水亦可活涸辙,惟仁贤念之!(《谢叠山文集》)

胡用存:履斋先生,绍家学之亲传,续考亭之正脉。载道而来,师表东海。乃者阳复之旦,从诸生请,下临泮宫讲《孟子·士尚志》一章,以恵后学,推本仁义,理明意彻,环堂而聴者以千计,前乎未有之盛事也。履斋所以推原孟子之奥,旨圣贤先后,卫道之心,千载犹一日也。(《宝庆四明志》)

元代

脱脱:①、理宗四十年之间,若李宗勉、崔与之、吴潜之贤,皆弗究于用;而史弥远、丁大全、贾似道窃弄威福,与相始终。(《宋史》)②、理宗在位长久,命相实多其人,若吴潜之忠亮刚直,财数人焉。潜论事虽近于讦,度宗之立,谋议及之,潜以正对,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?(《宋史》)

明代

陈霆:其满江红一词,全篇云……史称履斋为人豪迈,不肯附权要,然则固刚肠者。而抖擞悲凉等句,似亦类其为人。

清代

纪昀等:其诗余激昂凄劲,兼而有之,在南宋不失为佳手。(《四库总目提要》)

近代

薛砺若:履斋词学稼轩,颇能得其是处。他与姜白石曾相从游,姜死西湖,他曾为助殡。故其词亦颇受白石影响。(《宋词通论》)

陶尔夫:吴潜继承苏、辛开创的豪放词风,激昂凄劲,感慨时事。(《南宋词史》)

现代

吴承林(皖西学院教授):吴潜虽是一个官员,但他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,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。在政治技巧方面,吴潜善于改善行政,但在处理微妙事件和探究新转变方面却不够随机应变。他毫无偏私进行人事选拔,但却没有留心寻找盟友、培养支持者,以保护自己的地位。秉性耿直的性格,使他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,表现出坚强的品质,总是坚决果敢,不为皇帝的权威而折腰。在南宋末年官僚日渐平庸的趋势下,吴潜显得颇为特立独行,很具典型色彩。

轶事典故

预言夺魁

吴潜幼时和哥哥吴渊一起读书,一天突然有一个云游道士来访,称他能够画写意画。他便用扫帚浸染墨汁刷满了一面小木板,用古代妇女的铜钗在上面刻划,将兄弟二人带去观看。画里有五颜六色的祥云笼罩着宝殿,殿前匾额上装裱着几个镶金大字“状元吴潜”。随后道士将木板丢弃离开,不知所踪。

孝母至善

吴潜的哥哥吴渊读书做官,官至副宰相之职,荣华富贵到了极点,老了却整日里思念着故乡、惦记着将自己抚育成人的后母。后母病重,他毅然辞官,特地从宣城赶回休宁玉堂巷侍奉汤药。后母离世后,厚加安葬,并庐墓守孝。孝满,自号退庵,整日吟诗作画于玉堂巷故居,直至葬身于休宁故园。人们感其节孝,特立“画锦坊”以示纪念。

预知生死

吴潜被贬到广东后,看到南宋王朝日衰一日,奸臣当道,民不聊生,内心悲愤,常常独自望着夜空,久久默然无语。一日,吴潜好像知死期不远,突然对身边人说:“我将死之夜,必定雷风大作。”被下毒后,吴潜“双足先浮,两髀继肿,渐浸淫于手臂,遂侵犯于心脾,气喘而夜卧惟艰,胃衰而昼餐尽绝,呕哕大作,脏腑不舒。”几天后的一个夜里,果然风大雷响,四鼓开霁。他挥笔撰作遗表,作诗诵颂,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,闭上眼睛,带着浑身的病痛,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。

家族成员

先祖:吴仁寿,北宋熙宁至元符年间任容州水陆转运使,宦游至宁国东乡,世代繁衍。

曾祖父:吴殊,赠大夫。

祖父:吴丕承,赠金紫光禄大夫、太师、越国公。

祖母:刘氏,中山刘绛之女,封燕国夫人。

父亲:吴柔胜,淳熙八年进士及第。历任国子正、太学博士、工部郎中、秘阁修撰,燕国公,谥正肃。

母亲:沈氏,封安人,右正言沈浚女,吴柔胜继室。

伯父:吴柔立。解元,太师,魏国公。

兄弟

吴源,补太学生,早卒。

吴咏,入太学,奉补迪功郎,湖州武康主簿,早卒。

吴渊,嘉定七年中进士。历任吏部、户部、尚书。宝祐五年拜为参知政事。追赠太师。

姐妹

姓名未知,嫁进士林公荣 ,早卒。

妻妾

妻子:平氏,赠卫国夫人,嘉定十六年卒,吴潜之后终身未娶。

儿子

吴璞,宝祐四年进士,累仕至吏部尚书。

吴琳,宝祐四年进士,擅诗。

吴定,名儒,不授荫。

吴实,仕进义校尉、水军上将,后战死。赠濠州团练使。

女,嫁吏部尚书奚季虎。

孙辈

吴宝谦,吴璞长子,授承务郎、平江路治中。

吴宝儒,吴琳长子,授嘉议大夫、南雄路总管。

吴泽,吴实长子,仕承信郎,咸淳三年守襄阳有功。

吴沛,吴实次子,宋末移家于淮西。

吴渚,吴实幼子,定居于建康龙湾。

后辈

三世孙:吴镇,元代画苑四大家。

主要作品

嘉庆《宁国府志》卷二十《艺文志·书目》载,吴潜著有《履斋诗馀》《论语士说》《许国公奏稿》《鸦涂集》。现存明梅鼎祚编校《履斋先生遗集》,4卷,辑诗1卷,词1卷,杂文2卷。《村丛书》有《履斋先生诗余》1卷,续集1卷,别集2卷,收词250余首。

人物争议

籍贯

关于吴潜的籍贯,历来就颇多异说。古代各类史书及方志,大略有以下几种说法:①、宣州宁国。说见《宋史·吴潜传》《宁国县通志》。②、德清新市。说见《湖州府志》。③、建康府溧水(今南京溧水区)。《馆阁续录》“潜字毅夫,建康府溧水人。”又《开庆四明续志》,潜自署金陵吴潜毅夫。直至现代,不少著作仍有异说,如《全宋诗》谓宁国人,《全宋词》谓德清人,张舜徽《宋人别集续录》谓溧水人等。

据考证,吴潜在循州自铭其棺云“生于霅川”,则德清应为其出生之地。而宣城则是其祖籍。曹彦约《昌谷集》卷二十《秘阁修撰吴胜之墓志铭》及吴潜《履斋遗集》卷三《吾吴氏宗谱跋》皆有明证。《墓志》云“家本姑苏,八世祖徙宣城……后徙建康之溧水”,又谓潜父柔胜“后得归故里,家宣城西门,有地二十亩,为楼二楹。”《吾吴氏宗谱跋》云“维吴氏系防于周泰伯,故潜之祖府君佐为姑苏人,当后唐之中世,徙其族自苏之宣,卜筑于郡东南距城六十里许母夫人皇甫氏墓所之白马山,人号其乡曰来苏,言自苏而来也。”由此可知,宣城是其八世祖以来占籍之地,中间其先人曾迁徙溧水,其父又迁回宣城,其父又因仕宦关系一度寓居德清,吴潜即出生此地,后又回到宣城。由于以上能相互佐证,因此现行的说法多认为吴潜的籍贯和实际占籍地是宣城。

墓地

吴潜死后埋骨何方,鲜有人提及。明徐勃曾就此事发出感慨:“一杯黄土傍精蓝,莫叹孤臣葬岭南。秋壑更无埋骨处,鬼车啼出木棉庵。”“精蓝”指代佛寺,循州仙塔下有古寺,吴潜曾寓居于此,故寺取名“正相寺”,塔亦名“正相塔”。诗中所指“精蓝”是否就是正相寺,有待考证。因吴潜死时,贾似道的权势正如日中天,且贾似道对吴潜又恨之入骨,吴潜后人此时应不具备扶柩还乡的客观条件,只能是就地安葬。

关于吴潜的最后埋骨之地有两种说法:

其一:吴潜复官之后,其灵柩由其后人,回葬德清县礼辰门(北门)外之张家山(今墓已无遗迹)。

其二:由于其子孙迁居福建,将其灵柩迁葬南安东田芹山湖尾山下。墓呈“也”字形,当地世称“也字墓”。迁葬时,还留有吴氏子孙护墓。因此,闽南吴姓把吴潜尊为始祖。

后世纪念

墓地

吴潜墓位于南安东田镇湖尾山坡谷。墓丘坐北向南,前面对仙洞山。墓区有三个平台,最上面的是墓冢。墓前无碑,只有一香炉,上有“吴”字。底下一级平台上有左右对称的两块石碑,正面书“吴府”,反面“宋状元宰相”。原墓文革时被毁,1985年,吴氏后人在原址上重修此墓。

故里

吴潜祖籍宣城,吴氏家族多聚集在宣城休宁县城东南隅后街处的玉堂巷(今陪廓头县糖烟公司、土产公司至万秀巷一带)。巷北侧依次为坊表林立的东街、瞻云书院、县前街、休宁县衙等。

后吴潜之父吴柔胜在德清任官,嘉定年间在新市镇建吴家园,吴潜即生于此。淳祐十一年(1251年),主体建筑衷绣堂落成,宋理宗手书匾额。景定元年(1260年)吴潜被贬循州,吴家园衰微。现据德清地方史料显示,新市镇的状元坊、东岳祠、吴家园、吴丞相祠、三贤祠等古迹尚可辨认,状元桥依然完好。

新市三贤祠曾位于新市东南处果山头南面,明正德间,由学者陈霆发起而建,两任知县谢九仪、冯焕成为纪念南宋新市三位先贤(左丞相吴潜、右丞相游似、显谟阁学士刘光祖)而建。“三贤祠”在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。

吴潜的历史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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