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为什么总是陷入"文字狱"的泥沼之中

四十八史
2022年03月19日 10:44:21

众所周知苏轼北宋有名的文学家。唐宋八大家中,苏氏父子占了三席,号称“三苏”。那么这样一个大才子,为什么总是陷入“文字狱”的泥沼之中呢?宋仁宗嘉祐元年(1056年),父亲带着苏轼和弟弟苏辙一起来到京城,第二年春参加了科举考试。主考官欧阳修本拟取苏轼为第一 名,但当时乃匿名评卷,欧阳修以为除其门生曾巩外,开封再无如此饱学之人,故怀疑乃曾巩之试卷,怕人说偏袒自己的学生,于是抑为第二。第二年,苏轼、苏辙兄弟双双及第,苏洵呈所著文章22篇于欧阳修,欧阳修乃刮目相看,礼为上宾,士大夫争相传阅,三苏之名轰动京师。

苏轼在中央做了几年小官,便赶上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对苏 氏兄弟颇为器重,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。但苏轼了解民间疾苦,看到了新法推行后带来的不便,认为变法急于求成,肯定会出问题,于是告诫神宗不要操之过急。王安石对他很不满意,外放苏轼做了杭州通判。后来苏轼又做过密州(今山东诸城)、徐州(今江苏徐州)等地的地方官,每到一地,均有善政。

苏轼对时政不满,议论与牢骚很多,常常写诗讥刺。古人遣词造句十分讲究,看似普通的词语,却常常隐含特别的意义,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,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寓意。苏轼作《湖州谢上表》,其中有几句牢骚话,大意是说:皇上知道我愚钝且不合时宜,难以追随陪伴那些“新进”的官员,看我年老不生事,便让我做了地方官。

他把自己和“新进”对立,说自己不“生事”,便是暗示“新进”们好“生事” 了。当初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等人变法“生事”,因此变法派很忌讳别人用这样的字眼评价他们。那些“新进”的官员们十分气恼,设法对苏轼进行报复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几个监察御史上书皇帝,说苏轼“愚弄朝廷,妄自尊大”。他们弹劾苏轼,说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,诽谤朝廷,如果放任他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,对新政的推行会很不利。

经神宗默许,苏轼被御史台逮捕,一关就是四个月。御史们每天逼他交代诽谤朝廷的事实,一一说出每篇诗文的写作目的和其中典故的出处。

御史李定、何正臣、舒亶等人,把苏轼的诗文全找了来,进行了一番认真“研究”,终于在他的《杭州纪事诗》里找到了玩弄朝廷、讥嘲政治的罪证。如“读书万卷不读律,致君知无术”一句,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,所以辅佐君主时就没有什么办法,但御史们硬说苏轼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、监督官吏。

又如“东海若知明主意,应教斥卤变桑田”一句,御史们说,这是苏轼指责兴修水利,反对农田水利法的罪证。其实苏轼做地方官时兴修了很多水利工程,他怎会反对呢?再如“岂是闻韶忘解味,迩来三月食无盐”一 句,被拿来当作苏轼讽刺反对盐法的证据。御史们从苏轼的诗词中找出许多字句,断章取义,牵强附会,对号入座,上纲上线。当然在有些诗词中,苏轼确实有批评新政的意思,对此他自己也坦然承认。

十月十五日,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,辑集数万字的材料,提交了收藏苏轼讥讽文章的人物名单,计有司马光、范镇、张方平、王诜、苏辙、黄庭坚等二十几位大臣名士。他们认定苏轼讥讽皇上和宰相,罪大恶极,应该处死。

神宗虽然讨厌苏轼,但听说要处死他,还是难下决心,因为太祖早有誓约,除叛逆谋反罪外,一概不杀士大夫。当时正直人士纷纷仗义相救,翰林学士章惇从中调解,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为苏轼讲情。 后来太皇太后高氏出面干涉,要求神宗在大赦时放了苏轼。最后神宗决定,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,受到牵连的二十几人,有的被贬官,有的受到经济处罚。

诗案总算了结了。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,其中有几句说: “平生文字为吾累,此去声名不厌低。塞上纵归他日马,城东不斗少 年鸡。”假如御史台的新进们检查起来,苏轼又会遇到麻烦:最后一句中的“少年鸡”是个典故,说的是贾昌年少时因斗鸡受唐玄宗宠爱,被选入宫中为宠臣。

在这里,“少年鸡”是指那些不学无术、靠旁门左道受皇帝宠幸的小人,肯定也包括新进的御史们。苏轼说,你们这帮斗鸡小儿,我再不与你们共事了!这不又在诽谤朝廷大臣么!这就是苏轼,清高、自负,宁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。

汉代御史府中多柏树,常有乌鸦数千栖宿其上,从此以后,人们便称御史府为乌府或乌台。苏轼的这桩文字狱案,是由御史们制造出来的,所以称之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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