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居正改革

张居正改革

张居正改革(又称万历中兴),是在明神宗时期,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,缓和社会矛盾,在政治、经济、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。

改革自万历元年(1573年)开始,至万历十年(1582年)张居正去世结束。

张居正改革,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,尤重于经济的改革,企图扭转嘉靖、隆庆以来政治腐败、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。

改革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,充实了政府财政,提高了国防力量,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但是,改革却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。

万历十年(1582年),张居正病卒后,除一条鞭法外的措施都遭到废除,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

(注:张居正头像来源:中华英烈祠)

背景介绍

土地情况

明朝中叶,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。

突出的表现是皇族、王公、勋戚、宦官利用政治特权,以投献、请乞、夺买等手段,大量占夺土地。

全国纳税的土地,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,拒不缴税,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。

贵族、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,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,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。

有“一亩官田七斗收,先将六斗送皇州,止留一斗完婚嫁,愁得人来好白头”和“为田追租未足怪,尽将官田作民卖,富家得田民纳租,年年旧租结新债”的歌谣,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、粮坐下户的情况,多所发生。

财政危机

明中期后,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。

洪武年间,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,麦471万石。

到正德初年,土地集中,赋役不均,人口流移,地方买嘱书吏,隐匿赋税,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,麦462万余石。嘉靖后,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,麦462万余石。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。

军费问题

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,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,政府因添兵设饷,而导致军费大增。

据户部统计,嘉靖三十年(1551年),各边饷银达525万两,修边、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,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。而正税、加派、余盐贩卖,加上其他搜刮,总共才900余万两。

据户部统计,隆庆元年(1567年)底,太仓仅存银130万两,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、边饷银236万、补发年例银182万,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。

以当时的现银当之,只够3个月的开支。京仓存粮,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。这就使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。

明朝危机

此时,在北方,蒙古、女真时常入寇边塞,在南方,叛乱时作。黄河屡次决口,动辄漂县数十。

张居正指出,当时存在五大积弊:

“曰宗室骄恣、曰庶官瘝旷、曰吏治因循、曰边备未修、曰财用大匮”。

于是,在万历元年(1573年),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,进行全面改革。

内容

政治举措

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,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。

张居正认为“致理之遣,莫急于安民生;安民之要,惟在核吏治”,明确把“核吏治”当作“安民”、“治理”的前提。他一开始就围绕“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”等方面,大刀阔斧进行整顿,以刷新振举“纪纲不肃,法度不行上,下务为姑息,百事悉从委徇,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,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”的颓风。惟有加强集权,重诏令,振纪纲,方能“张法纪以肃群工,揽权纲而贞百度”,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。

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“悬法于众”,以法理政,坚持“刑赏予夺,秉持公道”,以振扬风纪,使天下信服。厉行整顿“严其约束”的结果,使得“九围之人,兢兢辑志;慢肆之吏,凛凛奉法”。提高行政效率、朝令夕行,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。

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,张居正于万历元年(1573年)创设并颁行考成法,考成法的精神是“立限考事”、“以事责人”。

考成法,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,分别留部作底本、送六科备注、交内阁查考。

据其道途远近、事情缓急,“定程限,立文簿,月终注销。抚按稽迟者,部院举之;部院容隐欺蔽者,六科举之;六科不觉察,则阁臣举之。月有考,岁有稽”。“误者抵罪”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。

明初定制,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。

张居正行考成法,加强了内阁事权,由内阁通过六科、都察院控制六部,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。最终,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,从而加强中央集权,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。

从内阁——六科——六部——察地方藩、臬等司及私按两官;再以两司察州、县官。层层督察,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、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。

为排除宦官干政,他还专门告诫冯保“裁抑其党,毋与六部事”,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。

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、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、施行赏罚的做法,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。

张居正整顿吏治,务求“法之必行”、“言之必效”,取得了明显成效,如傅维麟《明书》所赞扬的,虽“万里之外,朝下而夕奉行,如疾雷迅风,无所不披靡”。所有官员,百事惟谨,使政风大变,由于行政效率提高,地方官皆按期定税,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。

张居正称:

“近年以来,正赋不亏,府库充实,皆以考成法行,征解如期之故”。

军事举措

整饬边疆“外示羁縻、内修守备”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。

“内修守备”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,提高军事抗衡能力。

为此便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、戚继光、王祟古、方逢时、李成梁等著名边将,主持蓟镇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和辽东边务。并在积极操练兵马、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,大力加固增设城防,修筑明长城

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,内填泥土石块,十分坚固,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。

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,“下发火炮,外击敌贼,贼矢不能及,敌骑不敢近”。

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,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,乃至多道城墙,增修辽东边墙,加强对侧翼、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。

隆庆年间,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,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。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,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,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,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、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。

这种做法虽然对于控制军队、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,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。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,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。

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,必须赋予军事将领“专断”的权力。于是张居正奏请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,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。

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,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。

张居正的“外示羁糜”,是在“内修守备”的前提下,力争改善汉蒙关系,并积极加强友好往来。

隆庆四年(1570年)冬,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,愤而出走降明。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,以此为契机,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。

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,并抓住时机,利用鞑靼部的矛盾,力促俺答改弦更张,实现议和。俺答在“约诸部入寇”未能得利、军事上无法取胜、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,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,被迫“使来请命”,乞封议和。

隆庆五年,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,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、指挥等官职。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,最终达成“隆庆和议”。

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,从此“戎马无南牧之儆,边氓无杀戮之残”,每年“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”,长城沿线出现了“六十年来,塞上物阜民安,商贾辐辏,无异于中原”的兴旺景象。

万历初年,张居正为首辅,更加强了“内修守备”的工作。一方面,他以“积钱谷、修险隘、练兵马、整器械、开屯田、理盐法、收塞马、散叛党”八事督课边臣,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,行之有效;另一方面,知人善任,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。

在张居正执政以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间,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

经济举措

推行一条鞭法,整顿赋役制度、扭转财政危机,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。

明中叶,由于土地兼并、隐漏,人口逃亡流失,户田二籍混乱失真,“豪民有田无粮,穷民摊派受病”,朝廷控制的田亩、人丁日益短缩,财源祜竭,所谓“私家日富,公室日贫,国匮民穷,病实在此”。

针对这种弊端,张居正于万历六年(1578年)或八年(1580年),对“天下田亩通行丈量”,总计田数7013976顷,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。主要目的是复旧额。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。

其中,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,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,清丈使“小民实被实惠,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”,所以遭到反对。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,使得“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,将来国赋既易采纳,而小民如获更生”。

兴修水利

明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,南粮北运,以漕运为便。

自正统以后,黄河屡屡溃决,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。隆庆、万历之际,由于黄河溃决,运道堵塞,虽然曾经恢复过海运,但以失败告终。

海运失败,运河又成为必治之道。

在万历初年,黄河年年泛滥,淮扬间湖堤溃毁,运道难通。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,水势分流,黄河故道泥沙沉积,尤其是入海口,水流不畅。因此,黄河入海问题,成为最关切的问题。

如何疏浚入海河道,有两种意见。张居正采纳了潘季训的意见,用一年半时间,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,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,使漕运畅通,同时还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。潘季训的治河办法,对其后数百年都具有深刻影响。

清丈土地

嘉靖、隆庆时期,边疆军费消耗巨大,皇室、贵族又奢侈浪费,造成明朝多年来财政入不敷出、国库空虚的局面。

张居正当政后,首先是裁减冗官、冗费,尽量压缩政府开支。

对皇室的奢费,也据理力争,尽量控制。

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,大力贯彻量入为出、节省开支的原则,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。但是,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,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,还要开源。重点是整顿赋役。

结果

改革成效

经过这次改革,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,基本上实现了“法之必行”、“言之必效”,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,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。

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,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,足够支用十年。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,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
这就使得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,有了转机。

遭到反对

但是,改革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、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,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。再者,历史积弊太深、太顽,已是积重难返。

改革失败

万历十年(1582年),张居正积劳成疾,迅即病死,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,并且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。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“务为烦碎”,清丈土地是“增税害民”,实行“一条鞭法”是乱了“祖制”。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,进而查抄家产。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,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。而张居正的改革措施,当然也遭到破坏,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,张居正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

后续

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,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,一发不可收拾,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。

这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,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,梦想“循居正成规”,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,作一东施效颦。

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拐腿,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,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,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,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。

评价

简介

张居正的全面改革,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,以巩固明朝政权。

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,他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,尤重于经济的改革,企图扭转嘉靖、隆庆以来政治腐败、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。

成效

改革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,国家财政收入增加,边境安宁,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“中兴”的景象。

虽然在张居正死后,一些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坏,比如考成法,可是另一些改革措施,比如“一条鞭法”,或多或少地被保持了下来,甚至延续到了清朝清代“摊丁入亩”改革是“一条鞭法”改革的延续)。

弊端

不过,张居正为了保证改革的实施,不断打击异己。而且,为了维护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,甚至下令拆毁全国各地的书院,并且禁止王阳明“心学”的传播,导致明朝后期兴起的反对封建礼教、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被打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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