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昭弑君(曹魏后期历史事件)

司马昭弑君

司马昭弑君,是三国曹魏甘露五年五月(260年6月)发生于魏都洛阳的政治事件。魏帝曹髦欲讨伐司马昭,却因王沈、王业的背叛而泄密,其本人被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弑杀于南阙。事后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,曹髦被追贬为庶人,忠于曹髦的大臣王经及亲属被杀,成济则作为替罪羊被夷灭三族。

司马昭弑君标志着自曹芳以来曹氏集团恢复皇权的努力的彻底失败,使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得到巩固,但也给司马氏集团留下了政治阴影,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。事见《三国志·三少帝纪》《晋书·文帝纪》《资治通鉴·魏纪九》等。

相关典故有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、“晋祚不长”等。

中文名:司马昭弑君
发生时间:260年6月2日
发生地点:洛阳
后 果:曹髦等人被杀,司马昭继续掌权

事件背景

司马之心

正始十年(249年)起的十年间,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发动高平陵之变、嘉平之变,镇压淮南三叛。在这些事件中,司马氏集团废少帝曹芳,逼死宗室曹彪,杀大臣曹爽桓范、何晏、王凌、夏侯玄、李丰、张缉、许允、毌丘俭、诸葛诞等(大多诛及家人),其权力日益巩固下来。

司马氏集团注重豢养亲信,培植势力。司马师曾暗中豢养死士三千人。司马昭也豢养死党,例如替司马昭弑君的成济,弑杀曹髦时担任太子舍人;传世文献中并无关于曹髦太子的记录,胡三省判断,成济的太子舍人之职,是司马昭私相授受的结果。他们也注意把控军权,控制禁军的中护军贾充即是司马昭的心腹。

曹髦之志

自正始十年(249年)至甘露三年(258年),曹魏皇权日渐衰微。尤其是曹芳被废后,皇宫卫士被大量削减,仅以老弱戍守;又据毌丘俭所言,司马师不上朝觐见君主,曹髦欲探问其疾病,也被司马师拒绝,皇权之衰微可见一斑。

曹髦虽无实权,但才慧早成,有志于中兴曹魏,尤其推崇中兴夏朝少康。即位之初,曹髦曾采取减省用度、派遣侍中巡视等举措。司马师死去后,曹髦命司马昭镇守许昌,令尚书傅嘏率六军回京师,由此可以达到削夺司马昭的兵权的效果,但司马昭用傅嘏及钟会的计谋,公然抗旨,自己率军回京。曹髦计划落空,又不得不对司马昭加以笼络。 此后,曹髦还曾写作《潜龙诗》以自讽,司马昭对此感到厌恶,二人的矛盾逐渐激化。

天象灾异

曹髦在位时期出现了一些异常“天象”,例如频繁出现的“龙现于井”的情况,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(己酉,260年1月30日)发生日食。西汉的京房、东晋的干宝等学者,依据天人感应等学说,认为此类现象预示着君权衰落、祸事兴起。此外还有彗星及其他星象等,又有“廷臣为乱,国君忧”或者“军起不战,国有大丧”等各种说法。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,当事人的心理状况也难免受到此类天象的影响,例如曹髦借“龙现于井”写作的《潜龙诗》即是以此类观点为主旨的。

事件起因

曹髦讨伐司马昭的直接原因,是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、皇权日渐衰微的局面,且担心自己遭遇被废黜的结局。其导火索,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饰推脱。曹髦曾于甘露三年(258年)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、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官府机构、加九锡、升相国,司马昭九次推辞,这件事停了下来,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、三县的食邑,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。甘露五年(260年)四月,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,此时距政变爆发仅有一月的时间。这一次,司马昭并没有像先前一样“前后九让”、加以推辞,有研究者认为,这是司马昭与曹髦之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。

此外,卢弼根据《晋书·文帝纪》的记载,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,而《魏氏春秋》记载的郑小同的被毒杀,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的图谋泄露。另据《魏晋世语》、《晋书·石苞传》等记载,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,被曹髦挽留了很久。司马昭派人请来石苞询问情况,石苞说:“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。”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,不几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之事。

事件经过

宫禁之议

甘露五年五月初六(戊子,260年6月1日)夜,曹髦亲自带冗从仆射李昭、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夺下陵云台发放铠甲兵器等物,准备趁机亲自率领他们出宫讨伐司马昭。时值下雨,有司奏请改日行动。

于是,曹髦召见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,对他们说:“司马昭的野心,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。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,今天我要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宫讨伐他。”王经劝阻曹髦说:“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,讨伐失败而出走,丢掉了国家,被天下人所耻笑。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,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,也不是一天了。而且宫中宿卫空缺,兵力十分弱小,陛下凭借什么?而您一旦这样做,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?祸患恐怕难以预测,此事应该慎重。”曹髦从怀中拿出黄绢绍书扔在地上说:“这样做已经决定了!纵使死了,又有什么可怕的!何况不一定会死呢!”

曹髦说完,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。王沈、王业要王经与他们一起告密,但被王经拒绝。王沈、王业遂奔出宫殿,疾驰禀报司马昭,使得司马昭得以有所防备。

南阙之祸

五月初七(己丑,6月2日),曹髦拔出剑登上辇车,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总共几百人,鼓噪着出击。此时,司马昭之弟、屯骑校尉司马伷和司马昭心腹、中护军贾充均率兵向皇宫进发。司马昭之弟司马干想从阊阖门(系曹魏宫城正门)入宫,被时任大将军掾满长武(满宠之孙)、孙佑等劝阻,改走东掖门;参军王羡也被满长武阻拦。

曹髦在东止车门遭遇入宫的司马伷及其手下,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,司马伷的兵士被吓得逃走了。

曹髦率众继续前进,至皇宫南阙,贾充率听命于司马昭的军队也从外入宫,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阙之下,曹髦亲自用剑拼杀,并且警告说自己是要有所讨伐的,敢于轻举妄动者将被族诛。一说,贾充的部众停下来不敢交战,甚至想要退却。

骑督成倅之弟成济,担任太子舍人,也在贾充麾下,问贾充说:“事情紧急了,你说怎么办?”贾充说:“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,正是为了今日。今日之事,没什么可问的!”成济答道:“是。”于是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,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体而从其后背露出。曹髦死在车下。

曲室之谋

据《汉晋春秋》记载,司马昭听说曹髦被杀,大惊,自己仆倒在地上,说:“天下人该怎么议论我啊!”太傅司马孚闻讯奔跑过去,把魏帝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,哭得十分悲哀,哭喊着说:“陛下被杀,是我的罪过啊!”(《魏氏春秋》称陈泰也前往现场号哭。)

司马昭进入殿中,召集群臣议论善后事宜。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,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,陈泰不以为然,对荀顗说:“舆评拿我跟您相提并论,现在看,您不如我啊。”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,陈泰这才不得已流着泪入宫。司马昭将他请到曲室之中谋划,说:“玄伯,你将怎样对待我呢?”陈泰说:“只有杀掉贾充,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。”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:“你再想想退一步的办法。”陈泰说:“我只有更进一步的办法,不知如何再退。”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。

事件处置

贼喊捉贼

五月七日(己丑,6月2日)当天,颁布郭太后令,宣称曹髦弑母不孝,将他废为庶人,就以庶人礼安葬;并且表彰告密的王沈、王业,而要求将与司马昭不同心的王经及其家属逮捕治罪。这篇令被收录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中。其中关于所谓曹髦弑杀太后的说法基本不被采信,但“从怀里掏出黄素诏书”、“声称要亲自出宫讨伐大将军”等多个细节,在裴松之注征引的多篇关于司马昭弑君的文献中得到了反映。

五月八日(庚寅,6月3日),太傅司马孚、大将军司马昭、太尉高柔、司徒郑冲上奏,在指责被弑杀的曹髦悖逆不道、自取大祸、为世人和祖宗神灵所不容后,请求太后加恩将其葬礼等级提升为王礼,太后同意。

杀人灭口

五月七日(己丑,6月2日)司马昭弑君之后,司马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清算。

其一,逮捕王经及其家属,交付廷尉。王经向他母亲谢罪,他母亲脸色不变,笑着回答说:“人谁能不死,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。为此事大家同死,还有什么遗恨!”到被诛杀的那天,故吏向雄为之痛哭,悲哀之情感动了整个街市之人。司马炎在位时,认为王经“守志可嘉”,赐其孙郎中之职。

其二,将成济作为弑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诛杀。 一同被杀的还有成济之兄、同在军中的成倅。据《魏氏春秋》记载,成济兄弟不服罪,光着身子跑到屋顶,破口大骂,被人从下方射杀。

其三,追究阊闾门守将的责任。据《魏晋世语》记载,司马昭弑君后,责问司马干何以来迟,司马干便把被满长武劝阻的事告诉司马昭。参军王羡因被阻拦,怀恨在心,也向司马昭责难满长武。司马昭本就因平定诸葛诞时满长武及其父昌邑侯满伟的表现不满,借这个机会拷打满长武,杖杀了他,并贬其父满伟为庶人,人们为他们感到冤屈。另据《晋书·荀勖传》记载,司马昭想要对孙佑加以族诛,荀勖劝阻,其中说道:“现在成倅的罪过只由他自身来承担,孙佑却被族诛,恐怕忠义之士会私下议论。”于是司马昭转而将孙佑贬为庶人。

五月九日(辛卯,6月4日),群臣上奏,尊郭太后的“令”为“诏”。五月二十六日(戊申,6月21日),司马昭又上疏郭太后,声称:自己本想舍弃己身、听候曹髦裁决,但考虑到曹髦想谋杀太后,于是动兵,但仍命令将士不得伤害任何人,并曾连续发命,不得迫近天子辇车;成济私自闯入兵阵导致曹髦被杀,现已将成济军法从事,还应逮捕成济家属,交付廷尉治罪。太后诏在再次责难曹髦后,同意了司马昭的要求。

迎立新君

司马昭决定立燕王曹宇之子、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,并派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去迎接曹璜,作为曹叡的继承人。曹璜是曹操之孙,与魏明帝曹叡平辈,也非曹丕的直系后裔(当时曹丕仍有直系子孙在世,例如曹髦之弟曹)。

六月一日(癸丑,6月26日),太后下诏令群臣为常道乡公曹璜更名。后定名曹奂。六月二日(甲寅,6月27日),常道乡公继位,即魏元帝,改元景元。

事件结果

经过政变及后续处置,司马昭弑君事件中的被害者除曹髦本人外,还包括:王经及其家属,成济、成倅兄弟及成济的三族,满长武。孙佑和满伟被免为庶人,已死的曹髦亦被追贬。告密者中,王沈不久便被封为安平侯,食邑两千户;王业则在入晋后担任中护军、尚书左仆射。贾充未被追究弑君之罪,且在曹奂即位后进封安阳乡侯,增加食邑一千二百户,统领城外诸军,加散骑常侍。王祥在为曹髦举哀时曾痛哭,不久加封为司空。司马孚也曾为曹髦痛哭,并上表请求追究主使者,还请求提升曹髦墓葬的规格,后来,司马孚也进封为长乐公。

司马昭在弑君前,本有封晋公、升相国、加九锡的赏赐。弑君之后,五月二十一日(癸卯,6月16日),司马昭对三项封赏加以推辞,郭太后下诏对他加以表彰。曹奂继位后,于六月四日(丙辰,6月30日)即下诏让司马昭为相国、封晋公、加九锡,此后于景元二年(261年)八月、景元四年(263年)二月继续下诏封赏,都被司马昭推辞。直到当年十月伐蜀屡有斩获,曹奂又进行封赏,司马昭方才接受。

事件评价

司马孚:杀陛下者,臣之罪。

王祥:老臣无状。

张悌:曹髦之死,四方不动。

陈寿:高贵公才慧夙成,好问尚辞,盖亦文帝之风流也;然轻躁忿肆,自蹈大祸。

元子攸: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,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。 (又作:“吾宁为高贵乡公死,不为常道乡公生!”)

房玄龄等《晋书》:①为帝之主,不亦难乎?……反虽讨贼,终为弑君。(评司马昭)②王沈才经文武,早尸人爵,在魏参席上之珍,居晋为幄中之士,桐宫之谋遽泄,武闱之祸遂臻。……处道文林,胡贰尔心?③贾充以谄谀陋质,刀笔常材,幸属昌辰,滥叨非据。抽戈犯顺,曾无猜惮之心;杖钺推亡,遽有知难之请,非惟魏朝之悖逆,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!

叶适:至髙贵公,则又有可哀者。司马懿父子暴擅亟夺,五年未远,国祚已非魏有。……侍从、群臣一语不酬对,更假数岁,不过身亲授受而已。而或者乃指《易》屯膏之义,谓小贞则吉,大贞则防,未知亡国与杀身,小大何所别异,而尚以吉凶言乎!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终不能也。公立时年十五,英才逸气,与少康、晋悼略相似,哀哉!哀哉!

李冶:①士大夫大节,不必观其所为,但观其所不为足矣。……使沈、业如经之不言,则髦必当得志,昭必先诛,魏祚必不倾,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。成败之机,在於呼吸,而沈、业二鼠子背国佐贼。贼因得以肆其毒焉。反覆变诈若沈、业者,真二国之贼也。②虽然魏史不传王经,晋史为传沈等,而千载而下,终不能废经之美。而沈等之臭恶,借东海之波,亦莫得而濯之。

胡三省:①帝固有志於少康矣,然而不能歼浇、豷而身死人手者,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也。②帝有诛昭之志,不务养晦,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,盖亦浅矣,此其所以死以于权臣之手乎!③帝礼遇王沈,呼为“文籍先生”,而临变乃尔,吁!

吴澄:夫弑髦,贾充发言,成济操刃,而《皇极经世书》及《通鉴纲目》皆书曰“魏司马昭弑其君髦”,曷尝归狱于贾充与成济哉?赵盾之专,犹司马昭之专也;晋灵之欲杀盾,犹曹髦之欲杀昭也;赵穿之弑晋灵,犹成济之弑曹髦也。赵盾阳为不知谋,以求自免其弑君之罪,将谁欺乎?夫子书曰“晋赵盾弑其君夷臯”,诛首恶也。

刘友益(元代学者):曹髦之殒,本以轻举无谋而见及,况唱逆者贾充,而抽戈者成济,今但归狱於昭,略不他及,何哉?赵穿亲举桃园之难,而《春秋》正色书盾。况昭久操国命,特借成济之手而已。虽葬以王礼,夛济三族,天下岂可以文欺哉?若移以诛昭,则君弑贼讨,始可以成礼葬矣。

邱濬:魏主髦之被弑,司马昭之心、贾充之计也,特假手成济耳。昭杀之,以欺世逭诛,今亦以“昭诛”书之何?用以示戒万世,使人莫为贼臣所欺也。……人人不为权奸所用,则彼安能以其一人智力为之哉!

李贽:①王经极老成,然曹髦亦自不弱,屈于势耳。②比操前事又加利矣,快心,快心。(就《三国演义》而评)

王夫之:使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,天下其可谢,而天其弗亟绝之邪?己谋逆而人成之,事成而恶其人,心之不昧者也。

毛宗岗父子评本:然而弑君之事,人固难之矣。司马昭不自弑之,而使贾充弑之;贾充又不自弑之,而使成济弑之。所以然者,诚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。熟知论者不归罪于济而归罪于充,又不独归罪于充,而归罪于昭,然则虽畏而欲避,而何所容其避哉?《春秋》诛乱贼必诛其首,有以夫!(就《三国演义》而评)

何焯:或以公是举失之轻脱,正使隐忍不发,亦不过作陈留王耳,吾殊健其勇决也!

赵一清:赵高之后,复见此事。王莽、梁冀阴行鸩毒,未有如此之显者也。

牛运震:高贵乡公遇弑之事,人所共愤。司马氏又诬之以谋危太后之罪,岂复有天道邪!

李慈铭:①高贵乡公……决计讨司马昭,亦不失为英雄。后人见其败死,谓之寡谋轻举,为鲁昭公之续。不知楚庄王之讨斗椒,叔孙昭子之讨竖牛……皆冒险奋发,卒底于成。事机之会,间不容发,勇决速断,固除乱之首务矣。后世人君,狃于鲁昭高贵之事,因循容忍,以酿大祸者,不知凡几,可胜慨哉!高贵自言:“正使死,何所惧?况不必死耶!”二语慷慨激烈,千载下读之犹有生气。②观《高贵纪》所载太后追废之诏,丑辞诬诋,令人发指,以贤如髦,而致斯惨酷,操之余殃,甚矣。其时儒学重臣,若王祥、王沈、高柔、裴秀、卢毓辈,皆坐视此变,附和贼臣,经术之害,固有甚于匡、张、孔、马者焉。

蔡东藩:魏主髦卤莽从事,仿佛孙亮,亮且不能诛綝,髦亦安能诛昭?南关遇弑,莫非其自取耳。惟王经见危授命,始则进谏,继则抗逆,身虽被戮,名独流芳,而经母亦含笑就刑,贤母忠臣,并传千古,以视成济之为虎作伥,亦夷三族。其相去为何如乎?

吕思勉:①论兵力,高贵乡公自非司马昭之敌,高贵乡公亦岂不知?然而敢于率兵直出者。一则忿威权日去,感情冲动,未免要孤注一掷;一亦由专制时代,皇帝的名义到底非寻常人所敢轻犯,他也有个幸胜的希冀。试看司马昭的兵,既已溃退于前,贾充的兵又要渍退于后,则他的估计原没有十分错,无如狠恶而敢干犯名义的人,历代总是有的,尤其是在军阀手下。而高贵乡公就在这种情势之下牺牲了。②这样办,成济自然是冤枉的。但我说:冤枉或许只有一半、因为不许伤害高贵乡公的命令,说不定司马昭在当日是当真发出的,至少没有叫他伤害高贵乡公,因为这根本用不着。而成济当日,杀人杀得手溜,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,这也只好算作蛮性发作,自取其咎了。③然而俗话说“兔死狐悲,物伤其类”,司马昭下如此辣手,难道不怕其余的武人看着寒心么?然而他竟不怕。而其余的武人也竟不能对他有什么反响。这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力之强,亦可见得成功者之非出于偶然了。

事件影响

禅代进程

在政治权力层面上,随着曹髦的被弑杀,从朝廷到地方,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全部翦除。司马代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(另有观点将钟会视作最后的障碍),司马氏的地位更加巩固。对司马氏而言,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,篡魏势在必行。对贾充、王沈而言,他们对司马昭功劳卓著,必将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。

然而,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看,司马氏虽权势愈甚,却因碍于弑君的恶劣影响,被迫暂缓魏晋禅代的步伐。有研究者认为,这是曹髦以生命为代价,为新即位的曹奂留下的一笔政治遗产。不过,与曹芳和曹髦为了应对司马氏的篡权夺位试图挣扎抵抗不同,曹奂对司马氏集团及其所推进的魏晋禅代采取了服从的态度。而司马昭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,使魏晋禅代重新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,遂力排众议发动魏灭蜀之战,借伐蜀之功为其禅代铺平道路。最后,曹奂禅位于司马炎,使魏晋禅代终告实现。

政治阴影

尽管最后禅代成功,司马昭弑君事件仍成为了司马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。例如,王沈被曹髦尊称为“文籍先生”,却不忠于曹髦而告密,导致司马昭弑君,故而受到舆论的批评。西晋建立后,贾充还曾在宴会上被庾纯批评为“天下凶凶,由尔一人”,反驳后又被庾纯质问“高贵乡公何在”。贾充的母亲见到古今皆重忠义,故多次痛骂亲手弑君的成济,只是不知其子贾充也参与了弑君之事,仆人们听到她骂成济都偷偷地笑。另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贾充曾质问孙皓其之前在东吴实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,不料被孙皓反唇相讥:“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,则加此刑耳。”这令贾充十分尴尬。直到东晋,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当晋明帝王导讲述晋朝建立的过程,听到司马昭弑君等事时也忍不住捂住脸说:“若如公言,祚安得长!”

司马恶名

弑君事件后,直到唐代前,各类传世文献往往不直接将司马昭称为弑君者。例如在《魏晋世语》中,该事件被称为“高贵乡公之难”;《世说新语》中,称这一事件为“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”。南朝沈约所著《宋书》,称此事为“高贵乡公败”“高贵乡公被害”及“成济之变”等。至唐太宗时,官修《晋书》在《文帝纪》中曾引用赵盾弑君的典故,说司马昭“反虽讨贼,终为弑君”;但在《天文志》和列传部分的《石苞传》以及《荀勖传》中,又分别使用了“成济之变”、“成济之事”和“高贵乡公欲为变”等的表述 。清人郭伦在《晋记》中批评后者“大悖于理”。

唐代人萧颖士则直书“司马昭弑帝于南阙”,许嵩《建康实录》也说“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”。此后,宋代邵伯温《皇极经世书》、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萧常《续后汉书》,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引述其父马廷鸾语、郝经《续后汉书》,也有与之类似的提法,金朋说还有题为“司马昭弑魏主”的诗作。《三国演义》中,“司马昭弑君”及类似语词更是反复出现。

此外,《汉晋春秋》记载的曹髦之语,后演变为成语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,成为谋朝篡位、争权弑君的代名词,还用于泛指人所共知的阴谋。

事件争议

政变过程

记载司马昭弑君的各种典籍,在内容上有诸多分歧。例如:

关于曹髦的计划,《太后令》、《汉晋春秋》、《魏氏春秋》等均称曹髦在召见王经等时就已经决心出宫讨伐司马昭,但《晋书》称曹髦的计划是在宫中召见百官并罢免、放逐司马昭,并下令宫禁戒严、只待天明,但因为得知王沈、王业告密,才改变计划,主动出击。

关于人物言论,《汉晋春秋》记载曹髦说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所知也”;但《魏晋春秋》未记载此语,而是记载曹髦说:“假如这都可以忍耐,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!今天务必行动。”《魏末传》记载的贾充鼓动将士的话,较之其他史籍中的更为露骨,即,当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,又回头问贾充说“要杀,还是要抓”时,贾充径直说:“杀!”即使同是《汉晋春秋》,也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岐说,例如《三国志注》中曹髦所说的“正使死,复何惧”一句,《世说新语注》中“惧”作“恨”,含义有所不同。

关于曹髦败亡的过程,《晋书·文帝纪》等称司马昭的部众不敢与曹髦的部众交战,但《魏氏春秋》反映出曹髦死前其部众已经溃散,沦为孤家寡人,成济是在这种情况下受贾充鼓动弑杀曹髦。而《魏末传》则记载曹髦在双方交战中曾有“放仗”(即“放下武器”)的命令 (一种理解是曹髦自知不敌,下令投降),但还是被趁机弑杀;该书还将刺杀曹髦者记载为成济和成倅两人。此外,关于弑君所用的兵器,也有戈和矛的不同说法。《宋书·天文志》亦提及政变过程,模糊称曹髦之死为“未交战,为成济所害”。

曹髦葬礼

据《三国志》,曹髦的葬礼由庶人礼加恩提升为王礼,《汉晋春秋》则称曹髦下葬时,送葬队伍未挂旌幡,只有几辆丧车。百姓们围观,有人说:“这就是前些日子被杀的皇帝啊!”还有人掩面哭泣,悲痛不已。

裴松之认为,《汉晋春秋》所记算不上王礼。他还引述子贡的话,认为《汉晋春秋》的这一记载与传世文献对纣恶行的记载相似,夸大其词,是对司马氏的诽谤。周寿昌则认为,裴松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司马昭的“凶威”,所谓王礼可能只是名义而已。同时,周寿昌也注意到了《帝王世纪》关于曹髦被以公礼安葬的记载。

此外,《汉晋春秋》记载曹髦在丁卯日下葬,但甘露五年五月无丁卯日。司马昭弑君之后最近的丁卯日为景元元年六月十五日(260年7月10日)。

王经之举

《晋诸公赞》记载,王经拒绝与王沈、王业一同向司马昭告密。《晋纪》也反映出王经忠于曹髦。但《魏晋世语》则记载,王经是因为“正直” 才没有离开宫禁,且他也通过王沈和王业向司马昭传达自己的心意;王业并没有传达,这才导致王经及其母被杀。学者们普遍质疑《魏氏春秋》的记载,《资治通鉴》也采信《晋诸公赞》的记载,未采信《魏氏春秋》;但围绕《魏晋春秋》中“正直”的含义,仍存在争议。

刘孝标认为,此处的“正直”并无特殊含义,而《魏晋世语》既说王经正直,又说王经向司马昭传达心意,是自相矛盾的,《晋诸公赞》和《晋纪》的记载则是可靠的。卢弼也认为“正直”应当“如本字意”,又征引他人观点并附以己见指出,从王经最后的惨烈结局来看,他应该是忠于曹髦的;《魏晋世语》关于王经向司马昭传达心意的记载,就其来源而言,很可能是促成司马昭弑君的王沈等人为了抹黑王经的形象而捏造的。

何焯、吴金华等人则对“正直”提出了不同的理解。何焯认为“正直”是“正当入直”之意,吴金华则认为“正直”指值班官员之首,是与“次直”相对的概念。

成济之族

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·文帝纪》都有成济、成倅的家人被株连的记载。然而,丁国钧据荀勖劝谏司马昭不要诛杀孙佑的话(也就是“今成倅罪止其身”),认为所谓株连夷族并未实行。不过,从《三国志》记载的司马昭的表章看,成济和成倅被杀与司马昭上奏请求株连两事间有一定间隔,荀勖所说的“成倅罪止其身”,或许只是司马昭上奏请求株连之前的情况。

陈泰之死

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陈泰死于司马昭弑君这一年,但未记载具体死因,也未提及陈泰参与司马昭弑君事件的处置。《晋纪》、《魏氏春秋》、《汉晋春秋》则均记载陈泰在司马昭弑君之后提出杀死贾充以向天下人谢罪,司马昭不接受。不过,《魏氏春秋》称陈泰在商议前曾和司马孚一起伏帝尸痛哭、商议后呕血身亡;《晋纪》是否记载陈泰之死不详,但其记载陈泰原本闭门不出,应不存在伏尸痛哭之事;《汉晋春秋》则称陈泰是在请求诛杀贾充而被司马昭拒绝后,回到家中自杀而死。

裴松之在《三国志注》中曾对《晋纪》和《魏氏春秋》的记载进行辨析。他认为,由于《晋纪》记载陈泰在司马昭对弑君事件进行善后时官居太常,而《三国志》本传没有陈泰当过太常的记载,故《晋纪》记载的来源存在疑问;至于《魏氏春秋》的记载,则是在《晋纪》记载基础上加以改编的结果,更加缺乏真实性。对于前述《汉晋春秋》的关于陈泰之死的记载,裴松之则没有征引和讨论。

陈寿曲笔

对于司马昭弑杀曹髦的过程,陈寿在撰写《三国志·三少帝纪》时仅以“五月己丑,高贵乡公卒,年二十”加以直接叙述,不仅字数短少,而且未记载死亡地点和原因,也不称曹髦为帝,而改称旧号“高贵乡公”。其余部分,主要是善后时郭太后的令和司马昭等人的表章,其中贬斥曹髦、褒扬司马、不提贾充、诿过成济。

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批评陈寿等史学家把责任推到成济身上,对司马昭弑君的真正过程避而不谈,不及习凿齿的秉笔直书。清代学者赵翼也批评陈寿,认为“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,略无一字”,被弑杀者就像寿终正寝一般;弑君之主谋司马昭,不仅无罪,反而有“讨贼之功”,是“曲笔之甚者”。

清代学者何焯有不同看法。他认为陈寿不记载死亡地点,是遵循了春秋笔法,暗示出曹髦并非自然死亡,犹有良史风范;而通过详细抄录令和表章,也可以间接呈现司马昭弑君的本来面貌;这样书写,是必要的变例。梁章钜对他进行反驳,认为陈寿记载司马昭弑君的方式让人费解,从春秋笔法的角度解读不过是为陈寿开脱。卢弼则认同何焯的观点,还有论者称陈寿是“变例直书”。

据研究,陈寿修史的确深受《春秋》影响。尽管如此,当代学者对陈寿的举动的评价仍很不一样。学者于植元认为:“太后令”的出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,其执笔者也并非陈寿;陈寿修史,不得不将之存录,但他仍费尽心计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为被弑的曹髦鸣不平,“只是读者需要细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”。 柯美成则认为,陈寿就司马昭弑君之事对司马氏进行的回护是不能否认的。

文艺演绎

演义小说

罗贯中著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一十四回。

蔡东藩著《后汉演义》第九十九回,《两晋演义》第一回。

影视作品

1994年版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第八十一集《司马昭弑君》。

2013年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之《西晋统一》。

2015年纪录片《园林》第三集《桃花源有多远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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