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光中兴

同光中兴

经过太平天国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磨难,中国迎来了皇权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“中兴”——“同光中兴”,历史书上也称为“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”。李鸿章在《筹议海防折》中,形容大清帝国面临着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,三千年未有之强敌”。而“同光中兴”,正是清帝国在这样复杂、凶险的环境中进行地有益探索,迪来者。虽然同治(爱新觉罗·载淳)、光绪(爱新觉罗·载湉)两位皇帝都未见得是什么英主,但把持着朝政的慈禧太后自是老谋深算,而贤王能臣如左宗棠、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、胡林翼、张之洞等也尽心辅国。从1864年(同治三年)天京陷落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,一直到1894年(光绪二十年)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三十年间,国内基本安定,官僚求富求强,“洋务运动”轰轰烈烈,西方技术、资金和人才得以引进,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,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、民用企业以及新式学校得以创办,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海外。这一派中兴气象,在甲午战争军事惨败中戛然而止。

但是同光中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中兴”。清朝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,以后没有可以称为“治世”或者是“盛世”的。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、光绪两朝,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,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,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、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。

中文名:同光中兴
所处时代:清朝
主要大臣曾国藩李鸿章,胡林翼,张之洞
历史意义: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

社会状况

咸丰去世以后,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,就是“同光中兴”,历史书上也称为“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”。十九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日趋衰败的清朝统治出现了所谓“同光中兴”的局面,中外出现了“暂时和好”,洋务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,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“平息”了。

外交

“坚船利炮”是西方世界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印象,由此,“洋务新政”的首要之举即兵工建设,制造枪炮船舰。从安庆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,从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机器局,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、沈葆桢等“中兴名臣”用心用力,苦心经营,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。

简单说,造枪、造炮、造船,都学会了,但无一不仿制,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。举例而言,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,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,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;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,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。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,同样是死气沉沉,效率低下,而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,毫无竞争力。

事实证明,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,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的国家,除向列强买军舰、送订单,别无其他选择。纵观30年的“洋务新政”,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(制度、实力)、又厌之(人种、文化),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,只及器物、不及制度,只知皮毛、不知根本,充其量是“不介入、跟着走”,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,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。

以对西方的考察为例,清廷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团、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,但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;而同一时期,日本派出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,其成员回国后大多成为朝中巨子。再以教育为例,日本仿照西方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,其“政府主导、全国动员、全民参与”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,到十九世纪末,日本小学入学率接近95%,而中国却是科举依旧,学习内容陈腐依旧,与时代越走越远。

表面上看,清廷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,经济有所发展,年财政收入也恢复至8000万两左右,但值得警惕的是,人口与国土面积远少于中国的日本,其甲午前的财政收入也已接近清廷,而其投向军事的开支远高于后者。由此可知,所谓的“同光中兴”,不过是“蛋壳里的中兴”,在真正的考验面前,其“表面繁荣”势必一捅即破。

军事

甲午战争期间,清廷主战派们意气风发,认为日本不过“蕞尔小国”,必定一战而胜,但外方评论对中方却大多持消极态度,如上海《德国新报》称日军德国劲旅无殊,与中国交兵必操胜算;英国海军情报处也认为,“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,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”;“日本军队之与中国军队,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之与中世纪军队一样”;“中日如果交战,只能有一种结果”。

事实究竟如何呢?当时的清廷,确实号称有百万大军,并大体换上了近代枪械火炮,但扣掉60万完全不中用的八旗、绿营,其他湘淮勇营加上部分由绿营改编而来的练军,可用兵力不过40万人,其中李鸿章掌握的淮军精锐只有5万人。与日本25万的可用兵力相比,清军并不占优势,更何况在营制、训练、指挥、参谋、后勤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日军

至于当时国人引以为傲的北洋舰队,此时也早已是明日黄花。不错,北洋舰队在1888年成军时,确实是樯橹如云、旌旗当空,并被国外军事年鉴排为“世界前八”,但从这一年开始,北洋舰队再未添过一舰一炮,而同时期的日本却以每年增加一艘新军舰的速度扩大规模。至甲午战争爆发前,日本海军实力已经超越了北洋舰队。

当时的世界海军技术可谓日新月异,日本后来者居上,无论是定购还是自造的军舰,装备的都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,其平均航速远超北洋舰队,而军舰上大规模装备的速射炮,更是北洋舰队所不具备的。就事论事,甲午前的北洋舰队除“定远号”、“镇远号”两艘铁甲舰在装甲、吨位和巨炮上占据绝对优势外,其他几乎都处于劣势。就这样一支疲弱之师,最终被赶鸭子上架,输得毫无脾气。

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场悲剧?长期的文治主义倾向,对时代与大局的误判,对海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,等等,这些似乎都可以推到“女人当国”的替罪羊上,但归根结底,还是农业社会的底子、“小政府”的治理模式导致清廷严重缺乏战争动员能力与机制,国家虽大、人口虽多、资源虽丰富,但根本应付不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近代战争。

政治

明清以后,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日趋成熟而稳固,但好景不长的是,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及日本的崛起,这一体制从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解体之势。其中,守卫东北藩篱、最为清廷重视的头等朝贡国朝鲜,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遭到了日本强有力的渗透。

早在1882年,朝鲜发生“壬午兵变”,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,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国内。事后,日方不肯善罢甘休,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时,清廷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庆军入朝平乱,结果清军在北洋兵舰的护送下抢先进入韩京,在兵力远少于中方的情况下,日方只得知难而退。

事后,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其训练新军,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廷委派官员手中。由此,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。两年后,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结亲日的朝鲜“开化党人”发动“甲申政变”,大肆杀害亲华的朝鲜重臣并控制了局势。危急关头,庆军营务处总理袁世凯挺身而出,一举挫败了日方及“开化党人”。由此,袁世凯崭露头角,继而成为“朝鲜监国”,一代枭雄就此起步。

甲申政变后,李鸿章也意识到,“大约十年内外,日本富强必有可观,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,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。”话虽金石之言,但国势如此,李鸿章又岂能力挽狂澜?

文化

同光年间中国京剧艺术走向成熟,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京剧表演演员。徽调、昆腔的徽班进京后扬名的13位著名京剧演员最为突出,他们是:程长庚、卢胜奎、张胜奎、杨月楼、谭鑫培、徐小香、梅巧玲、时小福、余紫云、朱莲芬、郝兰田、刘赶三、杨鸣玉等13人。

名臣

同光年间涌现出一大批名臣:胡林翼、曾国藩左宗棠、李鸿章、骆秉章、阎敬铭、文祥、僧格林沁、官文等等。 至于他们的命运:多少风云人物,难被雨打风吹去。

肃顺

爱新觉罗氏,字豫亭,他是世袭罔替的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,郑亲王端华是他的四哥,肃顺其人才干在文祥、荣禄等人之上,他的特点是唯才是举,不分满汉。胆大、果决,但是,也是跋扈得很,京师闻听“肃六”,都是说够狠。然而,肃顺不如文祥缜密,也不如荣禄机变,所以,以其粗心大意最终败在他一直看不上眼的慈禧和鬼子六手里。而且,肃顺树敌过多,又无外援,关键时,地方督抚无人替他说一句话。他最为失策的是过低的估计对手,特别是误听人言,竟然以邀宠为目的求开去几个重要差使。其中包括上虞备用处和粘杆处这两个最重要的差使,此差使是管理内廷贴身侍卫的重要角色!其地位丝毫不逊于领侍卫大臣!这样,他们在慈禧发动政变时,手中更无抵抗力量,只好束手就擒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轻敌思想,当时,老五敦亲王已经暗示肃顺说,有人要杀你,可是肃顺竟说:请杀、请杀!当成笑话听。他和另外七个大臣分开走,也是中了人家的分而制之的圈套。肃顺可惜。

文祥

镶红旗满洲,字博川,当时为人称作是:正色立朝,连慈禧都敬他三分。他在恭王身边凡10多年,可以说没有文祥就不会有恭王,而且,清史上号称的同治中兴,文祥至少有一半的功劳,另一半是曾剃头的。当时,在内廷有文祥、外野有曾国藩,清朝才又得以维持40多年。文祥本人还是军政双才,后来,去东北镇压王达、马傻子起义,很有一套军事才能。曾国藩的头号幕僚赵烈文评价文祥也是很高的,说恭王是贵族出身,不晓世事在朝中虽权重一时但是:“晃荡不能立足”,多亏文祥夹辅。从后来恭王的结局看,文祥死后,恭王如失膀臂,到了光绪11年,甲申易枢,恭王一举闲废20年,其实,这不过距离文祥去世才7年而已。后来,荣禄主政,向李鸿章请教,李鸿章勉励他去做第二个文祥。文祥死后,赐谥:文忠。赵烈文说文祥器局偏小,不如肃顺,也是定论。

曾国藩

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“睁眼看世界”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。在他的指导下,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,开近代制造业的先声;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,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;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,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,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;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,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,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,中国“铁路之父”詹天佑、清末外交部尚书(部长)梁敦彦、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。曾国藩自称:“鄙人乃训练之才,非战阵之才”,他教导士兵“说法点顽石之头,苦口滴杜鹃之血”。他以儒家精神练兵,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,他作《爱民歌》传唱,使湘军声威大震,毛泽东作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即以此为蓝本,蒋介石黄埔建军时,也将他的《爱民歌》印发学生演唱,收效甚大。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,写一篇《讨粤匪檄》,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,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,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,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。中国自古就有立功(完成大事业)、立德(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)、立言(为后人留下学说)“三不朽”之说,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,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打败太平天国,保住了大清江山,是清朝的“救命恩人”;他“匡救时弊”、整肃政风、学习西方文化,使晚清出现了“同治中兴”;他克已唯严,崇尚气节,标榜道德,身体力行,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;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,博大精深,是近代儒家宗师,“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”(蒋介石),实现了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、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“三不朽”事业,不愧为“中华千古第一完人。”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、网罗、培育、推荐和使用人才,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,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,留住人才,他舍出谦逊的老脸,屡屡上书举荐部下,为部下谋官要权,争谋职位。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,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。他们既有李鸿章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彭玉麟、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,也有像俞樾、李善兰、华蘅芳、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。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,是一个“办事(干出事业)兼传教(留下思想学说)之人”(毛泽东)。《清史稿—曾国藩传》也说:“国藩事功大于学问,善以礼运。”他一生勤奋读书,推崇儒家学说,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,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“儒学大师”;他革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,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(光)、咸(丰)、同(治)三朝的文坛,可谓“道德文章冠冕一代”。

荣禄

字仲华,出身满洲世家,他的祖先就是功勋显赫的努尔哈赤著名的“五大臣”之首、开国佐命三大将之首的直义公费英东(另两个人是弘毅公额亦都、武勋王扬古利,跋扈非常的顺治朝、康熙朝大臣鳌拜就是费英东的侄子),家世非常煊赫,荣禄的女儿就是后来的摄政王福晋,他的外孙就是末代皇帝溥仪。荣禄的岳父是当朝武英殿大学士灵桂,所以,荣禄入仕后很顺利,只是中间有一些挫折,放到陕西做西安将军,慈禧的最大心腹就是荣禄,他比刚毅等人要开明,在满洲重臣里不算昏庸的,但是,比起肃顺、文祥,他已经是小聪明了,但是,因有他在,袁世凯就不敢有非分之想,等他和慈禧死了以后,老袁胆子就肥了,所以说,王朝的衰灭也是人才的衰灭。满人到了荣某这一代,也算是走到尽头了。荣禄算是满洲人当中小有才情的,而且,他很富有机变,在这方面比肃顺强,然而,他喜欢捣鬼、揽权招势,没有像文祥那样公私分明,所以,人望也就不是很高。

历史评价

同光中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中兴”。

清朝自乾隆中后期就一直走下坡路,以后没有可以称为“治世”或者是“盛世”的。的确以休养生息为主要目的历同治、光绪两朝,清朝的经济得到恢复,并且逐步引入了西方的生产技术,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、引进外资的发展阶段。

当然,满清的对外开放不是统治阶级自主的对外开放,是被别人强暴后的被迫开放。但是,毕竟也尝到了甜头。随着江南制造总局、福建马尾船政的成立,一部分民族工业开始涌现、复苏,天津、江浙纺织工业、湖北张之洞设立的金属冶炼工厂、广东的水陆运输等行业、产业,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。经过近30年的同光中兴之后,中国,拥有了亚洲第一、世界第六的一只外表强大的海军。

但我们在肯定“同光中兴”的同时,我们也清楚的看到——正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,始终无法取得与其同期的日本的成就。日本,自明治维新以来,改变了国体,改变了社会制度。由过去的幕府、君主政体,改为君主立宪制政体。

当然,以今天的角度来看,君主立宪制在当时是前基本符合潮流的,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制度,但对比欧美的共和制,还是有很大的弊端的,是相对落后的。 正是由于制度上的改变,使得日本在短短的20年,经济取得了极大的飞跃,一举超过了当时满清同光中兴取得的成就。 清朝同光中兴时期,中国仅仅是逐渐吸收、引进、建立了单独的某个企业、某个工厂、学校。是属于个体的西化,其国家整体的建设,仍然以儒家思想、封建制度而建设的。

所以,企业的发展,社会的进步,受到了当时既得利益者——封建势力的严重制约。铁厂缺矿石,成品卖不出去,整个社会没有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,单一的建造个别的工厂企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,整个社会、国家的落后局面依然继续。 1895年的一次海战,使清朝的自信心再次受到重挫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是目的远远没有达到,反而再次被“蕞尔小国”击败,不能不令人遗憾。 中兴的神话也就此破灭。总之,晚清的同光中兴虽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,但绝对不能拔高到“治世”或者“盛世”的地位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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